“1995年12月30日晚上九点，你们一定要替我把名字改回来。”病房的灯光很暗南京配资公司，87岁的老人握着护士的手，一字一句。她的身份证写着“苏风”，可在党史档案里，她更响亮的名字叫陶万荣。
冬夜的海风穿过大连的街巷，医院窗外隐约能听到汽笛声。熟悉陶万荣的人都明白，她执意改名，不是出于荣誉，而是要把那些被尘封的岁月交还给组织。几十年里，“苏风”只是工作需要的伪装，“陶万荣”才是那位在祁连山浴血、在通江高歌的女营长。
在中国革命年代，改名并不稀奇。王平、李德胜（毛泽东的化名）都是如此，但陶万荣对本名的坚持显得别样固执。原因很简单——这是她与八万川陕子弟兵共同拼杀、与一千多名女兵同甘共苦的见证。名字丢了，似乎连牺牲的姐妹也会被忘记。
时间拨回到1933年初春。通江县城外，红四方面军把招来的四百多位女青年编为妇女独立营。17岁的陶万荣个头不高，却被徐向前点名当营长。有人窃窃私语：“黄毛丫头能带兵？”结果，她用一次夜袭给出了回答。举着扁担的女兵们悄悄摸上鹰龙山，拦腰截住了田颂尧部的一个团。第二天清点，俘虏数百，枪支弹药堆成小山。总部决定：缴获的武器全部留给独立营，用不着上交。
这一仗打出威风，也打出了信心。没多久，苍溪、长赤、广元纷纷照葫芦画瓢，组建自己的女兵连、女兵营。有人说，这些姑娘不过是抬担架、送军粮的“后勤队”。事实恰恰相反——川陕按计划把侦察、破袭、掩护等硬活都塞给了她们。陶万荣常说：“别把我们当花瓶，打起仗来，我们一样要掉脑袋。”
1935年6月，她跟着独立师到懋功会师。庆祝会上，她抡起马刀又唱又跳，毛泽东在后台连声称赞：“好一个黄毛丫头！”那顿由陶万荣掌勺的野菜面，让主席记了一生。可惜快乐没能持续太久。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成了日后惨烈的西路军。
祁连山脚下的冷风像刀子。妇女抗日先锋团——1300多名平均不到20岁的女红军——被马家军分割包围。弹尽援绝后，部队被迫分散游击。陶万荣带着十几名姐妹在山林里硬撑，昼伏夜行，饥寒交迫。一个夜晚，她们点火取暖被敌人发现，只得毁掉党员证，拼尽最后体力。结局众所周知：大多数被俘，几位主官甚至自尽殉节。
被押往南京反省院的路上，陶万荣咬破手指，在衣袖里写下两个字：“活着。”一年多后，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周恩来、叶剑英把她们营救到延安。别的同志选择休养，她却主动请缨：“我还要打仗。”1941年，经批准，她改名“苏风”奔赴山东抗日前线，再没人提“黄毛丫头”。
自山东到东北，她先后干过公安、后勤、武装工业，岗位换得快，名字却始终没变回来。抗美援朝结束，她留在大连的112厂当副厂长。有人劝她写回忆录、申报军衔，她摆摆手：“新任务多得很，写什么传记？”1958年，毛泽东途经沈阳，专点名要见“黄毛丫头”。她匆匆赶到，做了顿家常菜，主席笑道：“味道还是当年的味道。”二人不再提战火，只聊起工厂产量和技术革新。
1955年授衔那年，不少同批女红军因为转业无缘军衔。对此，她看得很淡：“干什么不是为人民？肩上的星星是对同志们的肯定，但不是评价一生的秤砣。”在她眼中，比星星更沉甸甸的是烈血滩无名女战士的坟冢。
1993年，她第一次住院，硬撑着写下一段话：“我们没荒废日子，也没给党添乱；不图碑，不图章，有这把老骨头就行。”字迹歪斜，却句句铿锵。其实她早知癌细胞在扩散，却吭都不吭一声。
1995年12月31日零点，心电监护仪划出最后一条直线。家属守在床边，她只留一句话：“我两手空空参加革命，清风两袖离开世界，能留给党的只有七个孩子，让他们多干点事。”简单得像命令，也像托付。
噩耗传到北京，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刘伯承夫人汪荣华等几位老革命握笔颤抖，写下“长征老战友，红军女英雄”的挽联。陈慕华批注：“红军女杰”。字不多，却分量沉。
二十多年过去，很多人仍只在通江纪念馆的玻璃柜里，与那件被烟火熏黑的军大衣、那只缴自日军的柳条包相遇。2021年，通江县派人来大连，子女们把母亲的遗物悉数捐出。交接时，老大陶卫东说：“妈常讲，东西属于组织，我们只是暂管。”
不得不说，世人记住的常是将帅的闪光，容易忽略汗水与苦难的暗角。陶万荣这一代女红军，用生命撕出了一条缝，让后人看见女性在中国革命中的直接战斗角色，而不仅是“战地黄花”。她未曾捞过半点个人好处，却把一生重量压在“希望孩子为党多做工作”这句话上。倘若今天有人走进烈血滩，抬头读那无名女兵的碑文，大概能明白老人为什么坚持要把真名写回档案——那不是个人符号，而是一段历史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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