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大笑着回忆：“我掰着指头数了一下，仅黄埔一期毕业的，就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仙洲、范汉杰、曾扩情、刘嘉树、马励武、周振强、郭一予等十多人，而统率过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大军的军长、兵团司令、总司令等，竟过百余人之多配资首选炒股门户，怎么会连教广播操的人都找不出来？”
沈醉之所以大笑，是因为他在重庆战犯管理所习惯了做广播操的生活，但是进了功德林，却看到应该做广播体操的时间，“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沈蕴存、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和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等大声喊人打桥牌，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挺着腰杆在胡同里单独，李仙洲在打太极拳、王陵基盘腿打坐……总之没有一个在做操，一问郑庭笈才知道，这一百多个将军，不但不会做操，而且连一个会喊口令的都没有：“官越做越大，对过去连长、排长等喊口令那一套早已抛在一边了。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过去管理所一再征求，没有一个人愿意担任这项工作。”
沈醉大笑之后主动承担了教授广播体操和喊口令的任务，有朝一日能站在领操台上指挥上百将军，沈醉在被捕前做梦都不敢想——就是功德林里军职最高的杜聿明、宋希濂、王陵基、王耀武等人，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荣光”。
沈醉好说好笑，学习改造也积极主动，但是黄维和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却显得比较不合群，对改造也比较有抵触情绪：文强坚决不肯写悔过书，黄维坚决不肯认错，两人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
黄维和文强一开始都是满肚皮不服气，黄维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承认：“那时我的思想要算最顽固了，由于心情不好，便经常和同犯争吵，抗拒管理人员的管理。”
实事求是地说，文强和黄维战败被俘一点都不冤，也怨不得别人。文强去徐州之前，已经在程潜的长沙“绥署”当了办公室中将主任，只要他不走，就会跟程潜陈明仁一同起义，但是杜聿明邀请、老蒋批准，他居然去了徐州那个火坑，程潜药酒有言在先：你去徐州，要做好被俘的准备。
文强不听好言相劝，最后被生擒活捉，只能怪自己选择错误，他在回忆录《新生之路》中也承认，除了程潜，还有“幼年的朋友”陈明仁、军统老同事余乐醒（沈醉的姐夫，抗战期间与文强在上海并肩战斗）、“军统三李”中的李人士（另外两个是李崇诗、李肖白）都曾劝阻过他，但他一意孤行，偏要“与船同沉”。
文强被俘不冤，黄维当然也不冤，因为他去当那个劳什子十二兵团司令纯属自讨苦吃：当时黄维已经就任“新制军官学校”中将校长，几乎有希望成为“小校长（黄埔系军官都喜欢称老蒋为校长）”，而十二兵团原本就是在胡琏的整编十八军基础上成立的，兵团司令就应该由胡琏来当。
只要黄维推辞，老蒋就可以借坡下驴，任命胡琏为兵团司令了，黄维在《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中也承认：“理应以胡琏任司令官，但是，因为整编第十八军在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之下，白对陈诚和第十八军有成见，对胡琏屡有攻击，蒋介石不得不另外派人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官。我是陈诚系的骨干分子之一，陈诚举我出任，于是我由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调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官，仍兼新制军官学校校长。”
黄维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既想当校长又想抓兵权，过一把“大将军”瘾，结果集赵括马谡缺点于一身的黄维在上下不睦的情况下指挥失误，断送了十二兵团，自己也战败被俘，这就叫“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根本就怨不得别人，黄百韬恨了黄维一辈子，临终前还念叨“黄维是个外行”，那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恨。
文强和黄维被俘并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冤，但另外三位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纯属是被老蒋赶鸭子上架坑了，客观公正一点说，他们就是三个“冤大头”。
咱们今天说的“冤大头”，是要具备三个特点：第一，是一方诸将，是为“头”；第二，军衔高、权力大、兵马多，是为“大”；第三，他们原本可以跑掉，是被老蒋扯住后腿才没跑掉，是为“冤”，这三个冤、大、头，第一个就是咱们前面提到过的杜聿明。
杜聿明在担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期间，实际上指挥着两个地方的数十万蒋军，老蒋明确告诉杜聿明要架空并准备取代卫立煌，徐州的刘峙只是个牌位，真正发号施令的还是杜聿明，所以杜聿明在所有的战犯中，也算得上“大”和“头”了——杜聿明是真正的“首要战犯”，黄维只是“候补首要战犯”，这一点在1948年12月25日我方发布的文告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杜聿明在四十三名首要战犯中，排在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之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之前，后面才提到了黄维：“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
1949年1月25日又公布了第二批首要战犯名单，但黄维还是没能由“构成资格”变成“首要战犯”，第二批的十四个人是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谷正纲、俞大维、杨森、王瓒绪、陈雪屏、胡适、于斌、叶青，其中并没有黄维，那是因为黄维已经被逮起来，再次提他就没太大意义了——第一批首要战犯名单公布的时候，黄维刚刚被俘，所以提了一句，后来抓获黄维那个级别的将领太多，他就被没那么显眼了。
放下黄维不提，咱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大头”杜聿明冤不冤：杜聿明在东北属于“收拾烂摊子”，责任不是很大，但是在淮海战场，他却是八十万蒋军的“总指挥”，连老蒋都信心满满地喊叫“八十万对六十万，优势在我”，结果杜聿明再次战败，五十五万余人被全歼。
杜聿明之所以成为冤大头，是因为他原本是可以跑出去的，而且也真马上就要逃出生天，结果被老蒋一纸电令拴住了马腿。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中抱怨，他原本百病缠身，是想请病假出国治疗的，但是被老蒋忽悠瘸了：“我昨天到南京，他一直未召见我，也是怕我因为他改变了决策而不去徐州指挥，就先叫顾祝同、何应钦劝我到徐州去，等到我应承去的时候，他就在会议上将这个任务硬套到我的头上。这时，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
杜聿明兵败徐州，一开始损失的部队，还真不属于他的徐州“剿总”，比如黄维的十二兵团，原本就归白崇禧的华中“剿总”管，黄维被围，也应该是白崇禧宋希濂去救。
1948年12月3日杜聿明眼看就要逃出包围圈，老蒋的催命符来了：“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杜聿明看了老蒋的亲笔信，就是到自己完了：“我看了之后，觉得蒋介石又变了决心，必致全军覆没，思想上非常抵触。我战亦死，不战亦死，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何去何从，又无法下决心。当即用电话将蒋介石信中要旨通知各兵团，令部队就地停止，各司令官到指挥部商讨决策。”
杜聿明商量来商量去，还是不敢违抗老蒋的命令，只好停下来等待包围，所以杜聿明被活捉，老蒋可是“帮了大忙”。
杜聿明认为自己成了被老蒋坑惨的冤大头，同样是大头目，且觉得自己十分冤屈的，还有曾任华中“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被俘时任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的宋希濂，和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山东省主席王耀武。
宋希濂原本是想跟胡宗南有一个“大计划”，那就是带着手下尚存的三十万人马退入缅甸，宋希濂在《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中带着“自责”回忆：“我常想，如果老蒋当时同意了我和胡宗南商定的计划，我们两部至少有三十万人退到滇缅边区去，必然会被美帝利用，给予各种装备和接济……”
宋希濂是“自责”还是惋惜，可能只有他自己清楚，王耀武和宋希濂一样，都是想跑而老蒋不让跑：宋希濂知道大西南守不住，王耀武知道济南守不住，但老蒋一不给他们增兵，二不允许他们逃离，就等着被解放军歼灭，所以进了战犯管理所之后，他们很快就醒悟是被老蒋当了冤大头，在学习改造中也像杜聿明一样积极，三人都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
被老蒋当成冤大头使用的这三个中将，特赦后分别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文史专员，他们写回忆录的时候，也毫不掩饰对老蒋的怨气，读者诸君看了上述回忆录，是不是也认为这三人在老蒋手下混得挺憋屈？您认为这三个冤、大、头，最憋屈的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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